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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演变”和“和平崛起”的怪圈

因为价值体系的不同和现实主义利益冲突，西方对中国崛起的不信任

和遏制性反应使得中国执政者对引进西方民主制度十分谨慎，他们担心民主化可能是西方 设下的一个陷阱，最后导致中国领土的分裂和经济上的依赖性和能源上的依赖。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吊诡－西方越是急切地向中国销售民主人权，就越发引起中国政府 对“和平演变”的警惕、逆反和抵触，而中国政府的抵触和反动反过来越发让西方相信中国的崛起是可怕的。“文明冲突”论者亨廷顿的著名理论是民主国家间无战 争或者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小，这使得西方对一个非民主的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大国崛起而感到恐怖。而中国为了能得到一个“和平崛起”的环境，也必须在固守的同 时面对西方的压力作出让步，例如死刑权收归最高法院，奥运期间新闻采访开放等。
对于西方的颠覆的警惕使得中国政府在对待政治反抗运动上最忌讳政治反对派与国外联盟或得到国外的支持，无论是在互联网还是在现实中，只要是与国外有某种瓜葛，就会受到控制、压制和镇压，这一情形并不会因为十七大启动政治改革而有什么改变。

中国的自由主义

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是所谓的在民间思潮中与新左派相对 立的“自由主义”派知识分子提倡的中国未来之路。相对于新左派，“自由主义派”在学理上有 着强大的优势，这也与民主自由在全球视野下占据主流话语权的态势有关。“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是分裂的：一方面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主导 经济改革的势力，另一方面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因为对极权与专制的直接挑战而被官方视为大忌。
迄今为止最能为一个政治制度提供合法性的自由民主价值体系只在中国的知识精英中占有主导地位，普通大众对自由主义的体会更多的是对改革成本的“不公 正”承担和改革创造的社会财富的“不公正”分配。